话说这史书的兴起啊，可真是源远流长。早年间苍颉取代了结绳记事的法子，老子掌管过周朝的藏书室。晋国的董狐，楚国的倚相，都是最早在竹简上写史的人。后来孔夫子借着鲁国的史料，写成了《春秋》这部书。
这《春秋》可不简单，讲究的是尊崇君主、贬抑臣子，去除邪恶、回归正道。用蛮夷礼数的，管你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，统统不待见；名声传不到天子耳朵里的，任你是贤是愚，一概不记载；没接到君主命令的事，不论大小，都不予承认。要是人邪门歪道，就算他地位再高也得抛弃；要是国家不走正道，哪怕再强大也得舍弃。这就是《春秋》的精髓所在啊。所以古书上说：孔子写成《春秋》，那些乱臣贼子都吓得发抖。又说：要想拨乱反正，没有比《春秋》更好的了。《春秋》是凭着道义来制定法则，留下文字来施行教化，可不光是按年月日编排记事那么简单。
可惜后来的史家就不太行了。司马迁虽然学问广博，但考核不够细致，把六经放在后面，反倒推崇黄老学说；轻视隐士，却给奸雄脸上贴金。班固写兴衰变迁时，光顾着吹捧当朝，把祖宗功德都贬低了；讲治国教化时，又重法家轻儒家。这都是司马迁和班固的毛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司马迁文笔直率记事周全，班固文章华美叙事详尽。要是能取长补短，那可就登堂入室了。范晔更差劲，放着正经史料不用，专挑些道听途说，舍弃典章实录，尽写些花里胡哨的空话。
陈寿文采倒是不错，可惜明哲保身，不敢秉笔直书，把前人定下的规矩都搅乱了。打那以后，史书的水准就越来越不行了。直到我朝革除隋朝弊政，文教才重新振兴。贞观、开元年间的著作，那真是比前朝强太多了。可惜自从圣人的微言大义失传，各种歪理邪说就冒出来了。庄子、列子把仁义当草扎的狗，申不害、韩非子说礼乐是身上的毒疮，空有著作的名头，对治国教化半点用处都没有。圣人的教诲都快断绝了。当年荀爽摘录汉朝值得借鉴的事迹，编成《汉语》一书。
如今我们编撰史书，就是要继承前人的好传统。不推崇奇谋诡计，是重视文德教化；不褒奖纵横捭阖，是痛恨奸诈权谋。删掉浮华词藻，是要回归正道；减少权术谋略，是要抑制末流。治理国家要以人为本，让百姓安居乐业才是顺应天意；为人处世要以学问为先，必须通过文章来辅助教化。只要是细小的善行，没有不记载的；千百年后的人们看到这些记载，就知道这些话是可以照着做的。
史册之兴，其来久矣。苍颉代结绳之政，伯阳主藏室之书。晋之董狐，楚之猗相，皆简牍椎轮也。仲尼因鲁史成文，着为《春秋》。尊君卑臣，去邪归正。用夷礼者无贵贱，名不达于王者无贤愚，不由君命诸无大小。人邪行正弃其人，人正国邪弃其国。此《春秋》大旨也。故志曰：仲尼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又曰：拨乱世反诸正，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凭义以制法，垂文以行教，非徒皆以日系月编年叙事而已。
后之作者无力，病诸司马迁意在博文，综核疏略，后六经而先黄老，贱处士而宠奸雄；班固序废兴则褒时而蔑祖德，述政教则左理本而右典刑。此迁、固之所蔽也。然迁辞直而事备，固文赡而事详。若用其所长，盖其所短，则升堂而入室矣。范煜绌公才而采私论，舍典实而饰浮言。
陈寿意不迨文，容身远害，既乖直笔，空紊旧章。自兹已降，渐已陵替也。国家革隋之弊，文笔聿修。贞观、开元述作为盛，盖光于前代矣。自微言既绝，异端斯起，庄、列以仁义为刍狗，申、韩以礼乐为痈疣，徒有著述之名，无裨政教之阙。圣人遗训几乎息矣。昔荀爽纪汉事可为鉴戒者，以为汉语。
今之所记，庶嗣前修。不尚奇正之谋，重文德也；不褒纵横之言，贼狙诈之。刊浮靡之词，归正也；损术数之略，抑末也。理国者以人为本，当厚生以顺天；立身者以学为先，必因文而辅教。纤微之善，罔不备书；百代之后，知斯言之可复也。